高远

人类视觉秩序的构建与技术文明的发展不无关联，从古典建筑中的数理逻辑到文艺复兴透视法的几何秩序，都与数学和光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提出的数列经由图形化可以直观为艺术领域的黄金分割比例。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开普勒继而于17世纪初指出此数列在自然界的图式中也有体现，如某些花的五边形形态等。数的比例与美密切相关，从中世纪的数理逻辑中，我们发现了至美的真谛。
19世纪印象主义以来，人类对于光学的研究达到了更高层次，尤其是新印象派绘画体现出来的分色主义（Divisionism），以朱塞佩·佩里泽·达·沃尔佩多、乔治·修拉和保罗·西涅克为代表的画家，他们的诸多实践，即在19世纪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色彩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尝试。
将当今的技术手段运用在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就有了AI生成绘画、数字艺术、网络艺术和部分新媒体艺术。艺术家崔德成的作品即是以技术作为观念方式，但并不限于技术表达的作品。崔德成的作品乍看起来接近极少主义抽象绘画与后绘画性抽象“造型画布”（shaped canvas），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流程和思路均指向了观念艺术。他把作品的计划分为四个阶段，层层递进地对人类感知与技术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这个被其称为四部曲的艺术计划分别为：感性与理性、对感性的批判、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人类的局限性。崔德成不同于巅峰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形式主义观点，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万物皆可的身份政治元素，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观照人类思维与数理关系的最基本问题上，或者可以认为是讨论人类认知和意识的终极指向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现代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加入了对科技文明和人类终极精神的探索，故而他将自己的计划设定为“追寻世界的真理”。视觉产物只是他思考的副产品，而真正的意义在于对认知和观念本身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看作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的观念艺术。
观念艺术在于站在艺术的系统之外审视或质疑艺术的基本构成或运作逻辑，其表现方式往往是非物质化的，或不牵涉物质材料的；往往通过语言、文本、行动等方式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定义、范畴以及所指。崔德成统称其计划为“形而上四部曲”，正是从字面意义出发对其观念艺术方式的概括。
在崔德成的“心感线”（kidney line）系列作品中，印刷像素点被放大、以几何规则计算出的形体造成了特殊的秩序。艺术家利用“印刷现成品”加上算法逻辑，几何学的基本构成和印刷色点的叠加，使作品呈现出极端理性的面貌。但在数理逻辑的表象下，潜藏着艺术家对于人类情感与技术文明关系的思考。艺术家认为，艺术的创造是可以被数理逻辑计算出来的，甚至人类的感性和美都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
艺术家的观念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我们再把这种思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斐波那契的基础上，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意大利人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写成了《圣神比例》（Divina proportione）一书，书中的第一部分论文于1497年完成，主题就是比例，尤其是黄金分割在各种艺术中的应用，同时也讨论了正多面体的构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首次将“神圣”赋予这个早已存在的数学结构，并以人类的情感及艺术之美赋予数理逻辑。这也是后世很多艺术家追索的数理之美的观念来源。
一切皆可度量，正是15世纪文艺复兴科学理性精神最基本的观点。线性焦点透视法准确地衡量了虚拟空间；作画辅助工具“纱屏”框定了再现的基本逻辑；建筑中的“模数设计”体现出理性的绝对统治力；包括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园林、迷宫的格局，都是经过严密推算规划出来的。如此，一种“人化的自然”和可测算的艺术的概念逐渐浮现。我们看到了保罗·乌切洛笔下的三维杯形和头饰、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绘制的人物头部“三维建模”，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描绘的“维特鲁威人”，立体几何和各种元素都以艺术的形态表现出来。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卢卡·帕乔利《神圣比例》著作的末尾，作者亲自用尺子和圆规测算绘制了拉丁文的23个字母，又将几何学赋予文字的书写和美感。
以数理逻辑分析世界即是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理性精神的突出体现，我们能从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崔德成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理性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才能够指引人类建立如今的科技文明。”崔德成的陈述让笔者直接联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和那时的世界观，以人类理性构建世界的理想和雄心。以至于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也是建立在以普遍理性的规约限制人类私欲的基础之上。正是这种精神被现代主义、理性主义视为思想源泉之一。
崔德成的作品将人类的情感以数理逻辑和图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各个层面反思人类的感性；他的作品将数码输出的色点排布加上几何学定律构建出千变万化的形态，而这些形态又都与人的情感有绝对联系。
崔德成强调“系统”对其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就像他在创作前制定的数理规则一样，仿佛在游戏和竞赛没有规则则无法成立。这就是理性规约的重要性，只有严格遵守规则，“系统”才能建立。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的创作就是在特定数理规则的前提下，玩味形状、色彩和数的关系，并以此为观念，探索人类情感和个性深处的数理逻辑。
当然，人类早已充分认识到对于技术文明的极端崇拜产生的恶果，19世纪中后叶和20世纪的人类在饱尝这些恶果之后的普遍反思，产生了生命哲学一脉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崔德成也充分思考过上述问题，他的数码绘画装置可以看作是技术文明和心智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数理逻辑作为规约衡量和制约人类广阔无边情感的观念艺术。